混入小學、初中聊天群，“隔空猥褻”多名9至11歲幼女的張某某獲刑12年；多次與13歲女童發生性關系，并致其患有多種婦科疾病的馬某某獲刑19年；在線上尋找未成年人作為“網絡獵物”，在線下實施強奸的3名罪犯被執行死刑……從近日司法機關公布多個案例看，涉及強奸、猥褻未成年人的犯罪行為，受到了越來越嚴厲的懲處。
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開始施行。
最高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研究基地（北京師范大學）執行主任、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近年來，我國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法律體系日益健全，但是，針對未成年人的猥褻、強奸等犯罪行為高發，已經成為侵害未成年人最突出的犯罪。這嚴重踐踏了法律和倫理紅線，對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影響深遠，在社會上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必須依法從重懲處。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未成年人事務治理與法律研究基地執行主任李宏勃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解釋》和《意見》為當下的司法實踐提供了必要的標準和保障，它標志著現階段國家關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建構基本完善，甚至一定程度上有了超前的約束力，最大程度上保證了減少網絡時代猥褻未成年人事件的發生。
圖/視覺中國
“隔空猥褻”案高發頻發
近日，多個涉及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受到關注，這些案件中的被告人均獲得重判，甚至有的還被判處死刑。
5月30日，山西省太原中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其中通報的“馬某某強奸、猥褻兒童案”引發關注。
馬某某有強奸犯罪前科，2020年12月，他與被害人王某某的奶奶確立戀愛關系后，與王某某及其妹妹共同生活。馬某某明知王某某當時僅13周歲，仍多次與其發生性關系、實施猥褻行為，還導致王某某患有多種婦科疾病。法院以強奸罪判處馬某某有期徒刑15年，以猥褻兒童罪判處其有期徒刑5年，數罪并罰后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9年。
此外，法院認為該案對王某某造成的身心創傷和影響是長期的、較難磨滅的，故支持被害人精神損失的賠償請求，酌情支持2萬元。
“隔空猥褻”兒童案正在成為這類刑事案件中較為普遍的一種。5月31日，在最高檢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最高檢第九檢察廳副廳長李峰表示，針對一些“大灰狼”通過網絡聊天，脅迫女童自拍裸照上傳，嚴重侵害兒童人格尊嚴和身心健康等問題，2018年最高檢專門發布指導性案例，確立無身體接觸猥褻行為（隔空猥褻）等同線下犯罪的追訴原則。指導性案例發布以來，累計追訴此類犯罪3000余人。
2022年10月，最高檢發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報告指出，近5年來，未成年人被侵害犯罪持續上升，其中“隔空猥褻”侵犯未成年人案件高發、頻發，未成年人非常容易成為不法分子的“網絡獵物”。
而從這類案件的通報看，犯罪分子受到了越來越嚴厲的懲處。4月25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宣判一起網絡猥褻兒童案，對被告人作出從重處罰的判決。
張某某現年41歲，初中文化，沒有穩定工作。2020年1月，他曾因犯有猥褻兒童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8個月。但是這段鐵窗歲月，并未讓他洗心革面。
2022年5月，已重獲自由的張某某，注冊了釘釘賬號，混入一些小學、初中聊天群，假冒女生身份添加女童為好友。進群后，他先后誘騙多名9至11歲的女生，拍攝隱私部位的照片或視頻，并通過釘釘發送給他觀看。
同年8月11日，張某某在個人住處被警方抓獲。2023年2月14日，因犯猥褻兒童罪，他被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2年。
面對遠超第一次猥褻兒童時的刑期，張某某不服判決，提起上訴。他認為，自己沒有肢體接觸被害人，也沒有給被害人造成生理上的傷害，社會影響較小，且沒有通過傳播、販賣這些照片、視頻獲取利益，因此原判量刑過重。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網絡猥褻行為是猥褻犯罪的一種形式，具有輻射廣、危害性大的特點，雖然沒有肢體接觸被害人，也沒有給被害人造成生理上的傷害，但仍然會對被害人的人格尊嚴和心理健康造成嚴重侵害。張某某猥褻兒童多人，且系同類犯罪累犯，主觀惡性極大，且被害人均為不滿12周歲的幼女，依法應從嚴懲處。隨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從最近公布的案例看，還有一些罪犯，先在線上對未成年人“隔空猥褻”，又在線下實施強奸。這種行為性質更為惡劣，給被害人身心造成的傷害也更大，多人因此被判處死刑。
據最高人民法院官網發文通報稱，2023年5月23日，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3名罪犯（倪篤群、王小山、孫保昌）分別被湖北省孝感中院、山東省濰坊中院、河南省安陽中院依法執行死刑。這三起案件中，犯罪分子均是通過網絡聊天的手段，專門挑選小學或初中女生作為侵害對象。
倪篤群生前系湖北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1月至2019年8月，他隱瞞真實身份，通過QQ聊天等方式選擇小學或初中女生為犯罪對象，假借戀愛之名，采取脅迫、哄騙、利誘等手段，先后強奸幼女6人、未成年少女1人，其中長期、多次強奸4人，造成2人懷孕流產。倪篤群還對未成年被害人進行精神控制，教唆、誘騙被害人尋找十歲左右的留守女童供其強奸。
王小山生前系山東省安丘市勞務人員。2017年下半年至2019年1月，他共強奸幼女3人、未成年少女2人，猥褻幼女9人，強制猥褻未成年少女4人。此外還聚眾進行淫亂活動。
孫保昌生前系河南省鶴壁市無業人員。2017年10月至2018年8月間，他強奸幼女4人、猥褻幼女3人。孫保昌曾因強奸幼女被判刑，刑滿釋放后不滿一年又強奸幼女，系累犯。
“依法對3名罪犯執行死刑，大快人心。這3名罪犯，犯罪性質極其惡劣，社會危害性極大，罪行極其嚴重，用罪大惡極、百身莫贖來形容，絕不夸張�！庇忻襟w發表評論稱。
值得注意的是，6月1日起施行的《解釋》提出：脅迫、誘騙未成年人通過網絡視頻聊天或者發送視頻、照片等方式，暴露身體隱私部位或者實施淫穢行為，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規定的，以強制猥褻罪或者猥褻兒童罪定罪處罰。
何挺等多位受訪的法學界人士表示，將“隔空猥褻”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了下來，體現了對這類案件依法從重懲處的特點。
李宏勃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相較于現實生活中的猥褻，網絡“隔空猥褻”會更加隱蔽，“因為現實生活中猥褻未成年人往往是熟人作案，而網絡世界則擴大了被害者的范圍，同時由于網絡環境缺少身體接觸上的實感，未成年人會更加放松警惕，最終落入陷阱”。同時，由于缺少直接身體接觸，“對于如何判斷未成年人是否自愿、傷害程度的認定”都會產生不少困難。
“女童保護”公益項目發起人孫雪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針對強奸、猥褻未成年人的犯罪行為，長時間以來，在司法實踐時，司法機關主要依據《刑法》中的規定，但哪些情況符合從重處罰情形，缺少細化標準。在這種背景下，相關部門發布了《解釋》和《意見》。
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刑一庭庭長何莉表示，“我們立足實踐，梳理出較為典型、危害性大的各種情形，分別規定為從重或者加重處罰情節�！�
針對強奸已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女性或者奸淫幼女的犯罪行為，《解釋》明確了8種情形屬于“情節惡劣”，這些情形包括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多次實施強奸、奸淫的；有嚴重摧殘、凌辱行為的；非法拘禁或者利用毒品誘騙、控制被害人的情形等。
10年“趨嚴路線圖”
何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近10年來，在法律層面，我國對涉及猥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打擊力度，呈現出不斷趨嚴的態勢。
2013年10月23日，兩高兩部印發了《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2013）），通篇體現“最高限度保護”“最低限度容忍”的指導思想，著重從依法嚴懲性侵害犯罪、加大對未成年被害人的保護力度兩個主要方面做了規定。這被法律界認為是懲治此類犯罪的標志性事件。
2014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聯合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四部門共同制定出臺的《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該《意見》自2015年1月1日起實施。
何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上述四部門出臺的《意見》，雖然不是專門針對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制定的，但其中也涉及了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情形如何處理，而實踐中發生在家庭內部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又是最難處理的。
他表示，一些典型案件也對涉及猥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行為的打擊工作起到了進一步的推動作用。
例如，在最高檢發布的“齊某強奸、猥褻兒童案”中，某縣某小學班主任齊某在辦公室、教室等處，多次奸淫、猥褻女童，當地高院終審判決齊某有期徒刑10年。最高檢以判決適用法律錯誤、量刑畸輕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訴。2018年7月，最高法作出終審判決，全面采納最高檢抗訴意見，認定原審被告人齊某犯強奸罪、猥褻兒童罪，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最高法終審判決齊某無期徒刑。
就此案及相關案件中發現的問題，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史上首次制發檢察建議，向教育部發出高檢建〔2018〕1 號檢察建議書。核心內容是針對校園內存在的安全管理規定執行不嚴格、教職員工管理不到位、兒童和學生法治教育、預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問題，建議教育主管部門進一步健全完善預防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制度機制；加強對校園預防性侵害相關制度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依法嚴肅處理有關違法違紀人員，以遏制和減少未成年學生遭受性侵害案件的發生。
《刑法修正案（九）》（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和《刑法修正案（十一）》（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也都在從嚴懲處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方面有所回應。前者將強制猥褻的對象從“婦女”擴大到“他人”，擴充了對男性未成年人的保護。后者明確了奸淫幼女的加重處罰情節和猥褻兒童情節惡劣而需要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情形。
《刑法修正案（十一）》還新增一條“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對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監護、收養、看護、教育、醫療等特殊職責的人員，與該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系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惡劣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門也出臺規定，強調對涉及猥褻、性侵未成年的教師堅決開除。
2018年11月8日，教育部印發并實施的《新時代中小學教師職業行為十項準則》中提到：教師不得與學生發生任何不正當關系，嚴禁任何形式的猥褻、性騷擾行為。對于有虐待、猥褻、性騷擾等嚴重侵害學生行為的，一經查實，要撤銷其所獲榮譽、稱號，追回相關獎金，依法依規撤銷教師資格、解除教師職務、清除出教師隊伍，同時還要錄入全國教師管理信息系統，任何學校不得再聘任其從事教學、科研及管理等工作。涉嫌違法犯罪的要及時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何挺表示，近日公布的《解釋》和《意見》是在《意見》（2013）基礎上拆分而來的。拆分提供了更大的規范空間，也提供了更明確的規范效力。他說，兩高出臺的《解釋》是一部司法解釋，對于各級法院、檢察院都有明確的規范適用效力�！兑庖姟酚蓛筛邇刹抗餐雠_，是一部司法解釋性質的規范性文件，除了檢法兩家外，還涉及到公安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負責的法律援助等工作，這能夠在更大范圍內在此類案件辦理中協同一致。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廳長那艷芳也表示，隨著犯罪形勢的發展變化，執法司法面臨日益復雜的情況。性侵害犯罪被害人日趨低齡化，“隔空猥褻”、網絡性引誘等新型犯罪層出不窮�！兑庖姟罚�2013）在法律多次修正下，已不能完全與現行法律規定銜接，法律適用指引不夠明確，程序規范不夠充分等問題日益顯現，亟須盡快制定出臺指導規范，應對形勢發展和實踐需要。
法律仍有調整空間
3月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行發布會，常務副檢察長童建明介紹， 5年來，檢察機關共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9萬人，年均上升3.6％。其中，起訴強奸、猥褻兒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13.1萬人。
6月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2）》。白皮書顯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總量有所下降，但性侵案件仍呈上升趨勢，組織未成年人進行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犯罪數量上升，侵害不滿14周歲未成年人犯罪有所上升。
該白皮書顯示，2022年，檢察機關起訴強奸、猥褻兒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36957人，同比上升20.4％。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負責人曾表示，近年來，性侵害兒童犯罪案件數量有所上升，原因復雜，其中與人民群眾兒童保護意識增強、發現后及時報案有一定關系。比如對有些觸碰、親吻兒童身體進行猥褻等犯罪行為，以往重視不夠，沒有及時發現和報案。
何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近年來這類案件頻頻見諸報端，并不一定意味著其發生的數量比以前增多了。這種案件通報數量的增多，也與“強制報告制度”的推廣，在普法教育背景下，未成年人自我保護意識增強，未成年人及其家長敢于主動舉報等因素有關。
2020年5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等九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明確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的各類組織及其從業人員等具有“強制報告”義務。
那艷芳稱，強制報告制度對于及時發現犯罪、制止犯罪、預防犯罪發揮了重要作用。制度建立至2022年底，已通過強制報告辦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5358件。特別是2022年報告數量大幅增加，是以往報告總數量的1.6倍。
近日，媒體報道“女童檢查異常醫生強制報告”的案例，引發廣泛關注。江蘇宿遷泗陽縣的一家醫院接診了一名身體異常的女童。醫生發現其很可能遭遇了侵害，第一時間留存了相關證據線索，并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經警方偵查，藏在孩子身邊的性侵者劉某某被揪出，其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2年。
那艷芳說，2022年各地報告案件中，性侵害案件占比近90％。強制報告已成為發現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途徑。但總體來說，強制報告制度落實仍不充分。2022年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案件中仍有近3000件應當報告未報告，尤其是在賓館酒店發案的案件，仍有大量應報未報�！盀檫M一步強化強制報告制度落實，我們在《意見》中單列條款，加以強調，提出要求�！�
何挺表示，為了降低此類犯罪對未成年人的侵害，需要社會多方力量的廣泛參與，做好三方面工作，除了司法機關加大打擊力度之外，還需做好事前預防、幫助被害未成年人恢復的工作。
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主任張凌霄發文稱，放眼全球，一些發達國家早已將兒童防性侵教育納入常態化教學。（在我國）教科書里的性教育，似乎仍在流于形式。性教育缺失的結果就是，性侵兒童案例案件頻頻發生。
他舉例稱，2017年，杭州蕭山一位媽媽吐槽學校發的《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尺度太大”，并曬圖為證。在輿論關注下，當地學校的回應是把有爭議的性教育讀本收回。而這套由北京師范大學兒童性教育課題組編的教材，也在事發后被下架。
張凌霄稱，很多兒童因為恐懼、不信任家長所灌輸的社會觀念影響，會有意識地隱瞞真實情況。這也是為何有很多案件并未進入司法程序，或者因為缺乏證據，并沒有被公安機關立案的原因。
何挺認為，在幫扶被害人方面，社區、學校、司法機關以及專業的心理咨詢機構等要形成合力。一些國家在這方面采取一種“小組制工作”的做法值得借鑒，即心理輔導人員、社區人員、辦案人員等組成一個工作小組，協同配合，同步開展刑事案件辦理與未成年人保護工作。
李宏勃也指出，保護未成年人性侵受害者的工作可以從建立社會支持體系的方面努力，即尋求家庭、學校和社會組織的幫助，對受害者進行心理疏導和醫療，幫助受害者重新融入社會。
何挺還表示，這類案件辦理的特殊性還涉及到一個證據短缺和取證困難的問題。公安機關的偵查人員也缺少專門性的培訓，他們詢問低齡未成年人時缺乏專門的技能。如果被害未成年人的陳述取證不合法不科學，就會影響到對犯罪的認定。
他還認為，為更好地打擊這類犯罪，在法律層面，還有一定的調整空間。例如，我國《刑法》中，涉及猥褻、強奸未成年人的規定，都是建立在比照成年人基礎上構建的罪名，但是性侵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有很大差別，針對未成年人的性侵入罪標準和罪名應當更多考慮未成年人的特殊性。
承辦過多起涉及女童權益保護案件的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呂孝權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目前在強奸、猥褻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依然還存在諸多的法律空白點和滯后性，比如賠償機制不健全。以精神撫慰金為例，新的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打開了一個小口子�？梢哉f，這類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訴求，依然是現在司法實踐的難點。
發于2023.6.12第總第1095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性侵未成年人法規再趨嚴
